[龙嘎/上音三角] 致一九七五（2）
方书剑第一人称视角。
主cp：龙嘎，龚方/昱剑。有一点方嘎暗示。
这章好像不用链……？
前文：（1）
二月初，嘎子哥长久的腰伤、这颗定时炸弹，终于在一个清晨炸响。
腰伤复发的时候他正在骑车。雪停了，他骑着知青点唯一的解放牌自行车，去镇上寄信。腰痛让他稳不住车把，前轮不偏不倚压在一堆积雪上，表面已经被冻得结实，和冰一样滑。
他就连人带自行车顺着堤坝滑下去。
后来因着这辆车又出了别的事。我们几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一致认为这车太过不祥，悲恨交集，而把它烧成一堆铁渣。但那是后话了。那天我们直到午后才发现不对劲，按理说，清晨骑车去镇上寄信，午饭前总该回来的。然而午饭做好了，直到放凉也没等到嘎子哥，大龙哥那天又不在。黄子先慌起来，拉着我顺着必经的路去找他。
我俩在堤坝下、河水边的草丛里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冰天雪地里躺了两个小时。
我借了辆平板车，跟黄子一个人拉一个人推，把他带回去。黄子在后面边推车边哭。我放任他哭了一会，等到快要进庄子里的时候，我说你别哭了，大龙哥这会该在宿舍了，等下看见你哭着回来，他会慌的。
他就用袖子胡乱擦了擦眼泪，把脸抹得一团花。他吸了吸鼻子，哑声说：“我去叫人，然后喊余老师过来。”
我把平板车放下，一手扶着嘎子哥，一手给他挡太阳。雪霁之后阳光就狂烈起来，照的人眼睛发烫，农闲时节的午后，村庄一片寂静。我那时有一种冲动，想冲进每一户家里，把每个人从床榻上、躺椅上、炕头上摇起来，让他们别再睡了，如果你们不睡，嘎子哥也不可能一个人躺在那里几个钟头，一直没人发现。但我还没来得及冲动，嘎子哥就醒了。他伸出手想抓我，才发现根本伸不动手臂。
我身上的寒毛一瞬间倒竖起来。
余老师过来半蹲在他面前，问他：“你现在哪里不舒服？”
嘎子哥笑了，张了张嘴，没出声。大龙哥就站在后面，低着头看他。他替他开口。
“余老师，他疼。”他说。
余老师是坝上唯一的医生，下放到这的时间算来比阿云嘎他们还早。严格来讲他不算是医生，他在医科大教书，以带学生为主，不怎么亲自执刀。然而到了这边不知怎么，起初是知青们，后来是村民，有伤有病都来找他，甚至年轻妇女生孩子都来找他。他们仍然喊他一声“余老师”，他就不收分文给他们治，最多收点草药钱。他说条件不足够的时候，中医比西医更管用。
嘎子哥用来敷腰的草药就是从他那拿的。他早就提醒过，你那腰平常不能太劳累，趁着年轻，还好恢复。然而他这一摔，摔得余老师从来温和的表情都凝重了。他点了一支蜡烛，把纤细的针在火上烤过，一根根扎到他腰上去。
我们围成一个圈，一言不发地看余老师扎针。他把针拔出来的时候针孔里流出红黑的淤血，龙哥盯着那些针不放，问他：“能恢复吗？能吗？”
余老师把针尖擦干净，抬起头。我不知道。他说，我知道你是希望我说实话的。
大龙哥明显焦躁得不行。那怎么办啊。他几乎是在自言自语。怎么办啊。
余老师扎过针以后，嘎子哥的手臂能抬起来了。这让我看着没再那么害怕。他伸出手，覆在大龙哥那两只无措的手上，轻轻拍了拍。他说：“我躺两天就好，不就是摔了一跤，多大点事。”
“先加强营养，躺几天养一养，再说吧。”余老师把针收回腰包里去，站起身，看了他俩一眼。他们的事情他也知道。他轻声说，“我明天再来扎针。”
那天晚上我们谁都不说话。
原本，日薄西山之后，是我们狂欢的时候。大龙哥用早上劈好的柴草点燃了炉灶，炖上豆角和白菜，有时候加一丁点猪油，香气盖都盖不住。河流从堤坝旁边湍急地淌过去，我们就对着河流唱歌，或者回到我们的小砖房里、躲在柴房里，低声唱那些多年未闻，但还没被遗忘的曲子——白桦林、山楂树，站在岸上明媚的姑娘。
但今晚一片寂静。我们都没睡，随便吃了点晚饭就躺在榻上。大龙哥从外面进来，看见煤油灯还亮着，嘎子哥躺着睡觉，男孩们却也一个个缩在那，死气沉沉的。他把手里的捣火棍往旁边一扔，朝我们丢了句：“起来个人，不睡就来帮我烧柴。”
我离他最近，因此我站起来，低头捡起地上的木棍。还没走进灶房我就闻到姜酒的味道，滚开的酒混着姜片，在锅里翻腾着，好像混在其中的还有别的，淡粉色的，有点发紫。大龙哥没说那是什么，只让我烧火，火要小点，慢慢炖。
但我见过这东西，那让我联想起一些不太愉悦的记忆。当年出去参加比赛之前，食堂开小灶，单独炖给我，说是加强营养。我吃不下，偷偷给倒了。而如今又在千里之外的灶台上看见它。我没说话，蹲下来往灶膛里添加木柴。
“方方，”大龙哥突然开口了，“我挺害怕的。”
我说哥你不要怕，嘎子哥一定能恢复。但这话说出来，连我自己都觉得苍白。大龙哥摇摇头，又往锅里加了点姜片。
他说：“不是。他要是站不起来我肯定照顾他一辈子，这没什么。但我怕的不是这个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我不怕他疼，我怕的是他疼了却不跟我讲。我怕他也在害怕。”
大龙哥很少一次说这么多话。我抬起头看了看他，他没什么特别明显的表情，只是皱眉。他不像嘎子哥哪怕皱眉都有些倔强的好看，他皱起眉来整个人都阴郁了，愁云积聚，少有的脆弱。我说：“龙哥你得先坚强。”
他叹了口气，让我熄了火，盖上锅盖焖着。他说，你先回去睡觉吧，我等会就来。又说，幸好你们几个小的来了。
我不知道他说的是我帮他烧柴这件事，还是别的什么。因为我抬起头的时候，他做着手里的事，就如同没说过后一句话。我走出去发现月亮已经出来了，就挂在天角，浑圆剔透，亮得让人紧张。
熄灯之后我听见一声轻微的门响。
我睁开眼，看见龚子棋躺在旁边榻上，眼睛也睁着。我们都没睡着，但是都不出声。我们听见大龙哥进来，把碗放在桌上，脱了厚外套。他搅了搅碗里的东西，轻声说：“嘎子起来。”
床铺轻微响了几声，嘎子哥靠着枕头坐起来。他问他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“……中药。”大龙哥沉默了一会，继续用勺子搅着瓷碗，“我问余老师要来的，得给你好好补营养。”
嘎子哥大约是发现了他有点别扭，他总是这么敏锐。他看着他，问他：“到底是什么？”
“哎呀。”大龙哥从嗓子里笑了一声，“怎么了，我还能害你吗？”
我发觉气氛不对，悄悄侧过脸，从枕缝里看他们。嘎子哥低烧了一天，在月光底下显得脸色更白。他看看那只碗，又看看大龙哥的眼睛，等着他开口。实在没办法，大龙哥凑上去，对着他的耳朵说了两句话。
嘎子哥抬起手，在他脸上印了个巴掌。
子棋吓了一跳，想起身，被我给按住。我听见嘎子哥沉默了片刻，压低声音，骂了一句，他说你他妈给我吃这种东西，你不忌讳我忌讳啊。
大龙哥侧着脸，一动不动。我再也不能装作已经睡着，翻身坐起来，走过去。我接过那只碗，还烫着。于是我转着碗吹了吹，我说：“嘎子哥，这个东西啊，我家乡那边叫紫河车。紫色的紫，河流的河，很好听吧。……它是好东西。”
嘎子哥咬了咬牙，把碗接过去。
和我当时一模一样，他盯着碗里的东西不放。然而我当时偷偷把它拿出去倒了，他却低下头，汤汤水水地喝了下去。喝的太急咳了两声，险些呛到。
“我该打，该打。”龙哥仍然皱着眉，顺着他的脊背抚过去，他说，“对不起。”
我回去的时候子棋扯着我的胳膊，不让我睡，他问我那是什么，紫河车到底是什么。我觉得筋疲力尽，脑袋一跳一跳地疼，胸口也发闷。但他还在问，一双眼映着亮光朝我看。
我说紫河车就是胎盘，人的。但煮熟了就是营养品。
他显然难以相信，睁大眼睛，把我攥得更紧。我觉得头痛欲裂，轻轻挣开他，翻了个身。
“别说了，睡觉。”
他嗯了一声，把我的手抓着。你睡吧，他说，我看着你睡。
余老师来扎了四五天的针，发觉状况不对。嘎子哥一直在低烧。前两天伤势好转了一点，继而更加严重。他说，还是去医院吧，带上钱去县医院，别耽误了。
我们翻箱倒柜在屋子里找钱。来的时候我们带了一些，加上一点演出的补助金，总共翻出二三十块。拖拉机又被借去了，不在庄子里。我们用马拉车，车板上铺了一层厚重的棉被，让我们的哥哥躺在那上面。我们盼着它能像雪地一样柔软，又像炕床一样暖和，能托得住他。
天不亮我们就启程，没法上跑着卡车的公路，就从土路走。快马加鞭赶到县医院门口，他们才刚刚开门，楼房灰蒙蒙的，铁门敞开，有人在院子里扫地。黄子拉着我跳下车跑进去，一进门就到处喊医生。医生似乎还没上班，导诊台只有椅子没有人，大堂里空空如也。
通往科室走廊的铁栅栏还锁着，我心里着急，上去就敲了几下。生锈的栅栏带着铁索晃了晃，纹丝不动。
有人问我：“小同志你找谁呀？”
我手掌上都是暗红色的锈，斑斑驳驳，蹭到了衣袖上。我转过脸，就看见一个身影。
我就是在县医院里第一次看见他。
[ 他 ]
雪停了之后，男孩们的故事就开始了。
他大名叫蔡程昱，起初我们叫他“小医生”。因为相比我们印象里白发苍苍的医生而言，他的年纪实在是太小了，没比我大几岁。他站在病房里，伸手拉了一下挂绳，百叶窗就徐徐卷上去，透过窗叶，阳光一格一格地洒在他脸上。他说：“我年龄不小呀，我十六岁就上医科大啦。”
一九七五年的二月底，坝上的春天刚刚露出一点踪迹，又被料峭的春寒掩住。蔡程昱带着我，去给嘎子哥交住院费。我看见他一个人走在我前面，白大褂洗多了有点泛黄，但那并不妨碍它耀眼——这个人是剔透的，是清澈的，我第一眼见他就发现。他看见我落在后面，停在走廊里等我。
“你那个哥哥，怎么这么现在才送来呢。”他说，“再耽误几天，他可就真站不起来了。”
我没说话，攥着手心里的钱，有点担心它们够不够负担住院和治疗的费用。他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我手里的几张纸币，明白过来：“哦，你们是附近庄里的知青吧。”
我嗯了一声，不知道怎么答话。这人生来就有种扑面而来的明亮，照得我有些无措。他把手搭上我的肩，告诉我：“没关系，你别担心。”
走廊上有种消毒水的凛冽气味。我说我不担心，不担心，无论如何总要积极一点。他就笑了。缴费处的会计把公章盖在收据上，让我拿着这个去取药。我把钱换成收据，又把收据换成一大把叮咚作响的玻璃瓶。
等到玻璃瓶里的液体变成点滴，一点一点注进嘎子哥的血管里的时候，我站在窗前，并不知道新一阶段的生活已经开始了——在冬天快要结束的二月份，他来了，我就从故事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，从孩子变成大人。
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件事。
嘎子哥住院了，我们开始轮换着陪床。我负责下午，等到太阳西斜的时候，换大龙哥带着晚饭来，直到第二天清晨，黄子或者张超来替他。那辆罪魁祸首的自行车如今派上了用场，大龙哥往链条上抹了点油，它就连接起从坝上到县城的几十里路。
但我不会骑自行车，从小就不会。我只会站在三八大杠侧面，让它一溜烟地滑，却始终不敢跨上去骑着走。小蔡医生说要送我，让我坐在车后座上，然而本就不太结实的自行车撑不住两个十几二十岁的男孩，轴承吱呀作响。我只好从车上跳下来，我说不用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可以跑去跑回。
他不太相信，睁大眼睛看我。我笑了笑，我说：“我以前是学长跑的。”
这是我第一次对外人提这件事。半年多以来，它始终像是我一个不愿揭开的过往，打开来看全是羞耻，全是不堪。然而我就是这么自然而然地，对着他说出来了，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到底是什么让我忽然可以把它放下。于是在通红的夕阳里，我又一次跑起来，这次没有柏油路，也没有教练或者观众的呼喊声。在路上的时候我只有我自己，还有花草树木，飞禽走兽。坝上在东边，我就背着日落的方向跑。
怎么能背对着红太阳呢。我边跑边想，然而想着想着就笑出来。我在跑去跑回的路上，用力拉扯自己，扯掉胸中块垒，把它们全部丢进田地或河流里。
说是轮流陪床，但做完手上的活计，大家一个个全都跑来。有时候我推开病房门，里面的说笑声快要把房顶震塌——我们太善于苦中作乐，且其乐融融。跟着小蔡医生去取药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：“这是好事。”
他又说，人总是先得学会怎么有情地活，再学会怎么无情地活，可是很多人会把第一步跳过去。而在当时，我尚未能听懂这句话——他比我大一点，但明白的事情比我多了太多。
tbc.
轮到男孩们谈恋爱了。
